Second Life, Second Wife

有位佳人说：Things always resolve themselves. 我很同意，于是挂在了MSN签名之后。

有位故友说：不与快乐做交易。我很赞同，于是挂在了FETION签名之后。

看到一部电影，说，混沌之中自有秩序。正暗合我彼时心情，无法不笔录下来，时时念叨。

一直让自己很闲，事情再多也保持清闲，“不与快乐做交易”嘛。

头绪很多，理不清就抱着“Things always resolve themselves。”的态度，似乎也能过去。

混沌之中自有秩序！！！

做起了杂志，发现也没那么复杂，虽然总在唾弃行业中的丑恶。

心中的遥远的梦想，说不清却总在想，这着实让人难过。矛盾根源来自于对自己的不满，有人笑有人说她能懂，其实，自己都不懂。

灵魂出窍，看着自己，有些陌生。走在人群中，除了土气实在是没有其他分别。远远的还有另一个自己在看着笑啊笑。

也许，他真的不同？

yuck……

因为喜欢，所以转载——Bruce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老愚 2009-03-26

爱国、反美、抗日，这是中国人最敏感的传统点位，一点就着，可以瞬间达到刺激的高潮。

再加上反法，这个2008年以来新增的敏感点。

刺激—反应，屡试不爽的爱国营销术。聪明的国人擅长此术，老外也运用得得心应手。在国内外打爱国牌商人的联手操作下，中国人以及人民币成了十足的炮灰团。某个人想扬名立万或者想捞一把，那只脏手就会在几个敏感点上下其手，肆意揉捏。愤怒早就成了一种巨大的产业，利用愤怒牟利自古皆然。以前是政治家玩，如今商人玩得更娴熟罢了。

这一次，佳士得的爱国行销术获得了巨大成功。

几个圆明园的喷泉饰物兽首，因为和八国联军带来的耻辱联系在一起，带有创伤性的民族记忆，因为爱国者的需要就变成了“国宝”。原本一千五百美元的东西，仅仅因为带有皇权的标记，经由收藏家联手炒作，价格飙升到上亿人民币。

大清国是谁的国？值得我们这么去爱？

对待洋商设的“兽首”爱国局，不予理睬就是最好的应对。郑维在《读者》原创版四月号发表文章如是说。因为中国人不需要那些“国宝”。

可有人需要。愿意上套的可不是俗人。不妨看看那些英雄买家：澳门赌王，保利集团，古玩炒家蔡铭超。目的不外乎铜臭炫耀、爱国标榜、以及搏出位的精明算计。有形或无形的利益主宰了一场场拍卖闹剧。第十期《新民周刊》特稿称，“技术性搅局者”蔡铭超拍下兽首而不付款事先是“深思熟虑的”，而并非由于国家文物局的拒绝佳士得所拍文物通知所致。所谓技术性搅局，并不能阻止“国宝”流入他人之手，英国《泰晤士报》评论指出，“低价投标者获得拍卖物”。蔡铭超不应该不懂这一点。他的算盘打得很精明：既不花钱，又能名利双得。尽管有越来越强烈的谴责声浪，但他正在冉冉上升为民族英雄。网上调查表明，对其行为的支持是压倒性的，在他公司员工眼里“蔡总可以跟以前的霍元甲、陈真、黄飞鸿这种爱国人士相提并论”，据第十期《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在他的家乡，他的族人称其是“族人的骄傲”，已经有600名宗亲签名声援他的壮举。

称其为“技术性搅局”的香港商人王定乾，是台湾寒舍集团董事长，他在凤凰卫视的节目中，扯着嗓门呼吁佳士得“不要用文物挣中国人的钱！”按照第十一期《南方人物周刊》的报道，正是该人接手的寒舍集团，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仅花了100万美元，从国外相继拍得猴、牛、虎、马四尊圆明园兽首铜像。然后悉数出手，获得暴利。其中的三只后以2840万港币流入保利集团手中。

“国宝”击鼓传花游戏的末端是财大气粗的保利集团。《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指出，尽管不认可其价值的人大有人在，觉得保利集团是“冤大头”，但“冤大头”却自有收获。四只兽首很快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保利集团被授予“海外流散文物回归故里贡献奖”，几个不值钱的兽首对保利“品牌形象塑造和提升公司诚信度”起了积极作用。记者注意到，保存在保利博物馆里的四尊国宝，每天仅有寥寥数人光顾。

请注意一个细节：蔡铭超公司租用的别墅顶端竖立着一面醒目的五星红旗，大堂里摆放着一尊由沈阳军工企业特供的毛泽东像。这一切都表明，蔡铭超是一枚红色“符号”下的蛋。

蔡铭超以为自己只要说出“这个款不能付”六个字的爱国宣言后，就能功成身退。令爱国者没有想到的是，媒体没有停留在大唱赞美诗上，而是迅即发起了一场穷追猛打运动。听听他的喃喃自语“没想到又成了一个新的开始了”，他自感“像个能到处走的通缉犯”。他甚至故作天真地反问：“这个事件严格来说和诚信问题是不沾边的，对不对？”（见《中国新闻周刊》本期报道）

3月15日出版的《新周刊》社论指出，蔡铭超一手造成的流拍事件，将造成中国人国际信誉的流失，让西方“对中国说不”有了最新的理由。该期刊登的朱其专栏文章《圆明园兽首的“去耻”运动》一文指出，值得中国人深思的是，应该如何“去耻”，从而赢得世界的尊敬？

兽首是国耻而非国宝。文物专家谢辰生对《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说，“如果我们去买了它，就证明它是合法的了，那你就是给强盗洗钱。所以买是绝对错误的。”

几位专家旗帜鲜明地指出：国内的问题比国外严重得多，现在最急需解决的是日益猖獗的文物犯罪。官商勾结所导致的文物走私与文物破坏，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真问题。相比义正词严的“追索”，保护现有文物更加刻不容缓。

国内存在一种爱国贼哲学，只要标榜爱国就几乎获得了免检权，形形色色的投机者可以心安理得大发爱国横财。

真正的爱国者微不足道。河南文物损毁令人发指，阻止者——右派分子叶鹏教授却无能为力。他甚至被官员嘲弄为“瞎咋呼”。《南方人物周刊》第十期报道，为阻止开发商毁灭洛阳“天子驾六”遗址，叶鹏质问：“你们要建一个广场，充其量也是二三流的；要保存了东周天子王陵遗址，那将是举世无双的！你们要哪一个？”但要现在的开发商和官员轻易取得了胜利，一尊雕刻了“六匹姿态各异、奔腾向前的骏马拉着一辆古车” 的巨大雕塑踩在遗迹上。

爱国符号刘翔陷入痛苦的深渊。第十一期《新民周刊》报道，飞人刘翔已经“失宠”。 商业价值直线下跌，身体发福，难以实现国人对他的巨大期待。国家体育总局赐予他“政协委员”的桂冠，更像是惩罚，缺乏参政议政能力的运动员被记者追问得苦不堪言。

报道指出，田径管理中心官员以为有了刘翔这个超级运动符号，就可以一俊遮百丑，到头来，独花未放，万木凋零。抓典型是官场奉行的潜规则，巨大的投入就是为了一个或几个明星，这种政绩工程背离体育宗旨，甚至常常泯灭人性。退出08年的奥运比赛后，意味着又要开始四年一次的训练周期。无法与亲人团聚，刘翔让母亲感觉“又一次丢掉了儿子”。更让人心酸的是，26岁的刘翔至今未交过女朋友，为了亿万人的期待他忍耐着。教练每天都能接到爱国者的信件，“让刘翔暂时先不要谈恋爱和找女朋友”，暗合教练的逻辑：用100%的精力去做一件事才会做得好。他或许永远弄不明白，压抑着的身体和心灵迟早会出大事，不花掉一些该花的精力，什么事也做不好。再好的运动员，一旦背上不能失败的包袱，就注定要走下坡路。

官员们和爱国者期望刘翔伦敦再度飞翔，但谁都清楚，那几乎是一个梦。刘翔不可能重返巅峰状态。“别了，12秒88！”

不好过的符号还有“大学生”。第十期《第一财经周刊》以《今年的毕业生》为题，报道了几位应届毕业生找工作的艰辛历程。刻画真切，读来令人不胜唏嘘。报道提醒毕业生要面对“冷冰冰的现实”。但不忘提醒他们记住自己的身份：“十几年的学习，是人生付出的成本，它应该有所收益，回报期慢点没有关系，但别让它没有回报。”主编者赞美大学扩招，提高了人才市场的整体竞争力，现在的毕业生“头脑清晰，知道自己学什么要什么”“已经在职场中用自己表现出的优秀综合素质赢得信任”。

这与我们的常识判断相去甚远。已经有很多单位不再招收应届毕业生，不仅仅出于过冬的需要，而在于毕业生的素质。扩招所造成的后果，在我看来，就是培养了不合格的大批证件持有者，庞大的基数未必托起人才市场的金字塔。反而造成真才实学者的恐慌，因为他们中有一些人会通过关系进入职场，剥夺本该有工作的人的机会。

待业的大学生成为政府和社会的一道难题。进社区、做村官、储备留用，手段用尽，仍旧难以容纳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大学生就业之所以是个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把大学教育作为一种身份，而不是一种教育机会，如是便有了他们不能失业的担忧。他们为什么不能像农民工一样从头开始？大学生这个符号，和农民工这个符号打起架来，大学生未必有后者重要——尽管从政治上考量前者似乎更应该得到安抚。

有官员鼓励大学生养猪，理由是“行行出状元”。忘记自己学过什么，把自己当做一个求职者，你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活得最滋润的是另一些符号。比如二人转艺术家——“国宝”赵本山。自从今年春晚带红徒弟“小沈阳”以来，赵本山的声誉达到了顶峰。三月号《新财富》杂志和《创业家》杂志同时推出专题，大讲赵本山的经营之道。后者的副标题是“中国演艺圈首富及其商业王国”。1990年春晚为赵本山的创世纪之始。那个晚上以后，铁岭民间艺人赵本山很快成了中国的“小品王”。他通过演出和倒腾煤炭，完成了原始积累。2001年正月十五夜，在看了一场二人转之后，“我找着方向了，我要经营这东西。”收徒，经营剧场，很快，他打造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演出、影视制作、电视栏目、教学培训、广告。据第十二期《瞭望东方周刊》报道，从沈阳的刘老根大舞台剧场起家，赵本山在东北拥有的8家连锁剧场，去年演出超过2000场，票房过亿。他期望十年后，在每个省都办一个“大舞台”，“如果我有三十个舞台，这一晚上会产生多少价值？”

《创业家》杂志刊登某调查公司董事长的四点推荐辞：敬业创新，对团队的带领与培养能力，产业化操作，谈到第四点，总结者开始了文艺腔赞美：“本山大哥成为这样一个兼有超级明星、掌门人、娱乐创业家综合角色，而且每一个角色都能令人刮目相看的大哥大人物，却非常本色、实在，既没有巨星风范，也没有满身别人贴的包装，看起来还有点像农民、像一小镇人物、像一农民创业家。他把他原来的生活经验与联系利用得那么充分，他让我想起了国学大师季羡林和财富人物李嘉诚，也就是说他的做人方式与为人姿态更加接近一个有底子有底色的大师做派。”似乎醉眼看花，花没跳舞，看花人倒先晕了。词不达意，几近癫狂。但不知是不知，还是故意隐去不表，这位董事长唯独没有谈“名人的特权”。赵本山用足用好自己的特权，当是外人最难学会的艺术。可做注脚的是，当《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问“小沈阳”，从师父赵本山那儿学到了什么时，其回答是：“为人处事，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对赵本山把二人转定为“以搞笑为主”，二人转专家王兆一极不赞同：二人转是唱、说、扮、舞、绝，以唱为先，说口其次。他把二人转丢了四分之三，把里面说口的成分夸大了，其余全丢了。他这样评价赵本山：一方面宣传了二人转，另一方面“相对还削弱了二人转”。

据王先生估计，现在东北三省有2万人在学二人转，“他们没文化，在台上就胡闹。”

这样的文化符号，借助央视，在国内大行其道，坐大。伴随着激烈批评声浪的，是更广泛的传遍和更可观的收入。赵本山在美国被逐的遭遇好像谁也不记得了。以取笑弱势群体或自损自贬为内容的赵氏小品，在这个国家已经生了根，并成为新文化的一部分。《新财富》杂志还刊登了给赵本山的建议：引入现代经纪制度，完善造星产业链；进一步提升产能，做大二人转产业，成长为东北乃至中国娱乐产业化的标杆。”

以“放大快乐”为宗旨做产业的赵本山，现在共有徒弟45个，东北三省好二人转演员都在其麾下，他的收徒方式被人讥讽为“挖人”，因为拜师的徒弟之前大多已经是成熟的演员。许多剧团的顶梁柱转投赵本山门下，二人转的垄断格局已然成型。赵本山已经具备了控制市场的能力。《新财富》杂志透露，赵本山剧场门票最高价从200元一口气涨到330元。

艾未未，是童言无忌的符号。这是社会故意制造的符号。他可以说点真话，以示社会的包容与开放。他自称“说真话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在3月13日出版的《南都周刊》上，他再次被访谈了一次。访谈是所有愿意打上艾未未标记的杂志的标准待遇。这次的主题是“没有表达就不是人”。他认为“大多数人都放弃了这种权力”。他佩服的人有鲁迅、王朔、韩寒。“我觉得韩寒是个非常优秀的人，是中国几十年来最优秀的一类人的代表。勇敢、清晰、行动、加上幽默，谁也别跟他玩虚的。”

“我生活在这里，我自己是烂的一部分，我只是在挣扎。”

他陆续整理了1983——1993年在纽约拍摄的照片，第八期《凤凰周刊》刊登了九幅，里面有陈凯歌、顾长卫等人。他的文字意味深长：“照片中的很多人已经不在世，当年常在一起的人，也早已面目全非，不再亲近往来，不再是朋友”，“人性本身孤独，一起时或许快乐温暖，之后想起来难免可疑。”

今天是海子自杀二十周年，1989年的这一天，这个纯情的诗人卧轨山海关。他的死亡预示着商业社会来临的恶兆，成为一个巨大的象征。一个抒情诗的农业时代结束了，他本身成了一个瘦弱的符号。他的名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蜕变为房地产商人勾引买主的最佳广告语。

有多少符号不由自主地装饰着这个庞大的帝国。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若有批评，请直接与本人联系。邮箱：Wh2021@126.com

加里•尼尔逊（Gary L. Neilson）

布鲁斯•帕斯特纳克（Bruce A. Pasternack）

卡伦•范纳伊斯（Karen E.Van Nuys）

消极进取型企业是一种极度病态的组织类型。在这类企业中，员工对总部的指示光说不练，只会在表面上努力装出一副顺从的样子；员工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事，因为这样做并不会招致什么令人不快的后果；公司的各项指示本身也常常混乱不清，因此遭到蔑视也不冤枉；更糟的是，高层管理者们没有清楚界定责任的实际归属，这等于让经理们对任何事都不用负最终责任；那些有心做事的人，必须无限地等待放行的命令，而当他们的行动最终得以实施后，接踵而至的往往不是赞扬而是一大堆事后批评，足可以完全抵消勇于任事者完成任务的成就感。

如果说表现出消极进取行为的企业就一定拥有很多消极的员工，那也不对。企业的消极进取和糟糕的业绩，并不应归咎于员工对工作的敌意或者应付态度。事实上，在这种企业中，人们大多心怀善良，他们只是有缺陷的流程和政策的受害者。

其实，在消极进取症泛滥成灾之前，这类企业中到处都是出类拔萃的人，可是他们却四处碰壁。他们搞不明白，为何自己的项目前景一片光明，然而就是无法启动。若干年之后，这类人要么干脆辞职，要么因为自己的努力无人喝彩或者徒劳无功，而变成了意气消沉的无能之辈。

在消极进取型组织中，功能的紊乱源于四种基本组织要素的根本性失调。这四种基本要素分别是：激励因素、决策权、信息、组织架构。

无效的激励因素 消极进取型组织特别不擅长向员工提供有效的激励。它们常常不能根据一个人对组织的商业价值来评估和奖励他，甚至无法区分高绩效者和低绩效者。在消极进取型企业中，有57%的员工在调查中认为，公司的员工绩效评估制度不能区分出绩效水平高、中、低这三个层次。

不明晰的决策权限 消极进取型组织中的几乎每个人都不能明确说出自己和同事的责任界限在哪里。在消极进取型组织里，只有27%的员工认同，“每个人都很清楚自己该对哪些决策或行动负责”。岗位职责和职权的模糊界定，使人们在事情搞砸的时候可以轻易地推卸责任。

错误的信息 消极进取型组织的员工对于公司内部事务，往往比对影响公司长期生存的外部竞争情况更有兴趣了解。当员工手中握有真正有价值的信息或知识时，也不愿意拿出来分享，因为他们担心接受信息的人会比自己获得更多的利益。在这种组织中，只有20%的被调查者认为“信息可以自由穿越组织的各种边界”。

误导性的组织结构 在消极进取型公司中，由于员工没有清晰的指标来衡量自己贡献的价值，他们就会借助组织结构图来判断自己的相对地位。他们会关注自己有多少个直接下属，自己和首席执行官之间相差多少个级别，或者自己的上级是不是公司里的红人。